星火燎原——“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屈家岭·2018)”纪要

By admin in 走进必威 on 2019年1月26日

  21日下午,在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史前研究室主任李新伟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分别进行总结发言。

  会议为期2天,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西文物考古研究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山西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以色列希伯来大学18家单位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大会,对史前陶器研究提出新问题,共同探讨陶器研究的发展。

屈家岭遗址公园

  开幕式结束后,将进入会议研讨环节,会议研讨环节共分为6个模块,20多位学者围绕陶器的研究史、技术痕迹的分析与观察、多学科视角下的陶器研究、陶窑的考察与研究、民族学与模拟实验以及陶器使用与史前社会等议题,探讨史前陶器的技术与社会,对史前时代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认识和思考。

  他山之石:来自民族学和模拟实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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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辉教授做学术发言

      
8月20日上午,“史前陶器:技术与社会(屈家岭?2018)”在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召开。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承办。

  陶之生产:多学科视角下的新发现

  李新伟研究员首先在致辞中提起本次大会的发起缘由。指出是年轻的学者们创立并组织了此次大会。此次会议的重要特点是参加者大多数为80年代后的年轻学者,他希望年轻学者们通过对陶器的讨论能够激起对史前社会的思考。他同时提到,5300年前后,庙底沟文化解体造成了中国史前社会发生重要变革,屈家岭文化正处于这一时期。豫西及关中地区均发现屈家岭因素,同时出现水稻。这均体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兴起和北进。屈家岭和城河遗址的最新发掘让考古界对这一时代有了新的认识,并对江汉地区在中华文明演进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了新的思考。最后,他对屈家岭管理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预祝此次会议获得新的成果。

评议讨论

  中国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赵辉教授,国家博物馆李文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屈家岭管理区工委书记李宏伟,屈家岭管理区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赵冬安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罗运兵研究员主持,赵冬安副书记及李新伟研究员分别致辞。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德伟以屈家岭遗址烧坑类遗迹为视角对史前陶器的特点及其演变的动因进行考察。他认为屈家岭遗址史前陶器特点的变化与可能为陶窑性质的烧坑类遗迹关系密切。对不同类型陶器的需求直接促进了烧制技术的进步;同时烧制技术的发展为生产不同用途的陶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烧坑或明确为陶窑遗迹及其相关证据链的不断发现有助于从烧制技术的角度直观地认识陶器特点变化,进而更深入地解读其背后蕴含的社会信息。

  会议合影

  双墩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淮河中游地区独具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地处中国史前四大文化圈(中原、海岱、长江中游和下游)的过渡地带,所以对双墩史前社会的考察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前文化作用圈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东表示该文化是史前夹蚌陶发展的高峰,黑陶渗碳工艺有很高水平,彩陶工艺具有地方特色。破损后的陶器和其他生活废弃物堆积储存后用于聚落内部的铺垫活动,这种生活废弃物的利用方式在淮河流域商周时代的土墩(堌堆)遗址内仍十分常见。

  赵冬安副书记代表屈家岭管委会对学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此次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他对屈家岭管理区的地理位置以及遗址情况做出简要介绍。他指出,屈家岭遗址是我国长江地区发现最早、最具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遗址,在这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工稻米、薄如蛋壳的彩陶器、极具辩证思维螺旋上升式的纺轮彩绘对于研究我国史前人类聚落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屈家岭遗址公园的建设基本完成。他表示弘扬民族文化是我们的重要使命,此次研讨会是学习的良好机会,希望能够在和专家学者探讨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对屈家岭遗址的保护发展的良好建议,并且利用会议的研讨成果进一步续写新的辉煌。最后,他预祝此次大会获得圆满成功。

  陶之功能:陶器的使用与史前社会

  会议现场

  赵辉教授指出这是一场青年学者的学术盛会,同时对会议的主办方、承办方表示感谢。他作了题为“当今考古学的陶器研究”的主题发言。陶器遗存是数量最大的考古资料门类,形态复杂多变,与人们生活的大多数活动相关。因其是考古学遗存中最为“敏感”的门类,并含有丰富的信息,所以要重视陶器研究。陶器研究对于物质文化史和复原古代社会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有必要建立一个陶器研究体系。要从陶器的“生命过程中”认识陶器,从出土背景、实验考古、民族志等方面理解陶器,从社会属性中解释陶器。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信息的记录,确保陶器信息被没有遗漏的榨取,同时注重与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从相关性角度分析,作技术性串联,整理出相关信息做出历史解释。他建议我们要明白自己从事的研究在这样一个复杂庞大的研究体系中的位置及与“左邻右舍”的关系,这样,才会不断开拓和进步。

  开幕式

  围绕以上两个模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主持评议讨论。他指出第一个模块主要是透过陶器来分析社会,特别契合会议的主题。后一个模块均属于民族考古学调查,能够通过观察得出遗物、遗迹、区域与人之间的关联。学者们就矿物成分、标准化分析、岩相分析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评议讨论

来源:中国考古网  作者:荼荼

  陶器的研究复杂却并不孤立,将陶器的功能研究与史前社会相结合,是一种研究的进步。

  会议期间与会学者们考察了屈家岭遗址公园、屈家岭遗址发掘现场、屈家岭陶艺中心。

  陶之制作:技术痕迹的观察与分析

会议现场

  温故而知新,对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史进行回顾有助于新研究观点的产生。山西大学王小娟将中国古代陶器的研究历程划分为探索-累积-进一步发展三个阶段,从开始仅掌握陶器特征、辨识遗址相对年代到由制陶工艺技术史研究上升到对社会层面的探讨,国内考古学者开始进行反思,陶器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研究思路不断拓展。结合传统类型学、科技检测分析、实验考古、民族学调研等多种方法进行综合对比后,她提出考古学文化内部的变迁,可能在羼合料的选择上更能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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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郭志委对福建浦城仙阳猫儿弄山窑址、江西鹰潭角山遗址和清江吴城遗址发现的长条形窑炉进行分析,认为这些窑炉具备了后世成熟龙窑的诸多因素,但因各种原因缺乏将其确定为龙窑的关键因素。目前将这些窑炉理解为当地早期窑炉向龙窑的过渡可能更为合适,它们的出现对中国古代龙窑的成熟产生了重要作用。

  古代陶器的产地问题其实可分为日用陶器和特殊陶器两类分别讨论。国家博物馆郭明建以龙山文化白陶为例对古代陶器产地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践探索。通过分析来自城子崖、丁公、尧王城、两城镇山东龙山文化4个遗址的50件白陶样品的科学分析表明,遗址的多数样品为本地生产,两城镇和尧王城的部分样品应为鲁西地区生产。

  陶器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陶器遗留的痕迹和现象是研究史前陶器制作工艺技术的重要证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李文杰先生认为古代制陶技术研究中有八个热点问题,怎么样划清手制、轮制、模制三类成型方法的界限,是解开热点问题的突破口。他指出要以陶器上遗留的痕迹和现象作为研究结论最可靠的证据,以模拟实验作为验证结论的手段,通过灵活运用多学科思维提出新的观点,引导古代制陶技术研究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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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前制陶技术的变化与当时的环境变迁、人口迁徙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息息相关。淮河中游地区史前制陶技术与同时期周边大部分地区的制陶技术具有一致性,但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特色。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雷认为淮河中游史前文化历经石山孜早期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二期文化、尉迟寺类型和龙山文化五大阶段。双墩时期开始,淮河作为南北的过渡已经确立,尉迟寺类型时,陶器开始有专门的制作地,这对于文化面貌的统一以及制陶技术流通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西北大学郭梦通过观察宁波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晚两期陶器、陶片标本的原料特征和制作痕迹,得出鱼山遗址河姆渡文化早晚两期在制陶技术上有明显的延续性,同时两期在原料、装饰手法和烧制技术上也有些许差异,此外,鱼山遗址的制陶技术与其他河姆渡文化遗址相比后表现出较强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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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以上两个模块,会议进行了评议讨论。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罗运兵副所长主持。他指出学者们在报告中分享了陶器制作研究的技术方法,以及具体遗址的研究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路径、方向,完善了古代陶器生产的细节,是良好的范例和基础。同时他希望能深化基础研究,建立良好的遗址报告编写体系。学者们就不同器物功能的探索、残留物可靠性、取样的原则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探讨。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姚凌对各期文化层及遗迹单位出土的数百件陶片标本进行了淀粉粒残留物的提取和分析,认为油子岭至石家河文化阶段,人类食用的主要农业作物包括水稻和粟两种,说明江汉平原地区虽是稻作农业的中心地区,但也存在食粟的现象。采集类植物也是史前人类的植食来源,但野生植物的利用呈现递减趋势;至战国晚期阶段,麦作农业已出现于江汉平原地区;在陶杯和陶壶形器内壁上提取到的植物淀粉粒的分析还表明该地区先民的生活中,很可能存在着饮酒习俗。

  陶器的烧造作为陶器制作工艺中的重要环节,陶窑的考察与研究也成为陶器研究与陶器制作工艺的重要纽带。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孙瀚龙通过对上山遗址陶器标本的器型、陶系、彩绘、陶衣、纹饰、制法进行观察,在量化统计的基础上,发现上山文化早期由夹炭红衣陶占主导地位,晚期陶色灰暗;早期陶胎普遍掺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后该工艺特征弱化,中期泥质红衣陶,晚期夹砂陶的比例明显变高;陶器主要采用直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纹饰类型以细齿状纹数量最多,而大口盆、陶罐、平底盘是纹饰数量最多、类型最丰富的器类。

  陶器是早期考古遗址中最常见的文化遗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小虎认为陶器破碎度形态是各种人类行为的结果,陶器破碎度的量化统计分析为判断遗迹性质提供了参考依据,为跨遗迹甚至是跨遗址的分析、比较人类行为提供参考信息,有利于从新的视角考察聚落内部的布局及变迁、遗址的形成过程和研究人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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