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业英先生又读错了——二论《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By admin in 走进必威 on 2019年9月15日

核心提示
《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核心提示:曾、邓关于击椎生是谁的论争,为时快三年了,应当有一个结论了,以解除广大读者为时已久的悬念。因此,笔者借本刊连载此系列文章,以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曾、邓之争作最后之决断,给广大读者一个正确的结论,让这场论争有一个圆满结局,同时也让相关文章的作者、审者、编者、转者、摘者心服口服。相信他们对此也不会再有意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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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蔡锷(1882-1916),字松坡,号击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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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ay必威官网,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编造各种“理由”,千方百计地否认击椎生是蔡锷的自号这个早已存在的史实,是曾业英先生在2016年《历史研究》第3期上发表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和2018年在《河北学刊》第4期上发表的《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两文中用以否定击椎生是蔡锷的主要目的。同时,在前文中,笔者也已经以钢的事实证明,曾先生将南舟的“尝论”误读为“试论”和把南舟对蔡总司令自号击椎生之事说成“推测”和“联想”的观点,全部不能成立。今天,让我们来看看曾先生所谓“代起别号”之说能否成立。

蔡锷逝世后,云南老报人惠我春和曾任云南都督府光复史编纂局编纂官、云南政见商榷会总务干事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上联的首句是“少年别号击椎生”,下联的首句是“末路几同吞炭者”。所谓“吞炭”,指喉咙变哑失音。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卿智伯被赵襄子灭门。智伯死后无子嗣为其报仇,其家臣豫让便担负起了报仇大任。为了达到欲乘间刺杀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决定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1916年10月,时在日本治疗喉病的蔡锷在为汤觉顿等海珠事变烈士所题写的挽联中有“公等饮弹,我亦吞炭”之句,以“吞炭”自况。所以,惠、郭的挽联中“击椎生”、“吞炭者”都是指蔡锷,上、下联对仗十分严谨。此联也因此深受云南人民的重视和欢迎,不仅为云南国是报社1916年所编之《蔡黄追悼录》收入,而且还附录于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流传甚广。因此,击椎生是蔡锷别号一事就逐渐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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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1月,蔡锷逝世后,云南《义声报》社惠我春、郭燮熙共同敬献挽联一幅,全文如下:

图一

少年别号击椎生,论智勇绝似张良,岂魄褫祖龙,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数功人应第一;

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对此却又不承认,先是在《历史研究》上发文说:惠、郭此联“仅仅是他们为满足与确有蔡锷自证依据的下联的对仗需要,附会张良的故事,代蔡锷所起的‘别号’”。此前,曾先生又在《河北学刊》上发文说:“早在1913
年夏,由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未以任何方式记述他还有8
万多字的诗文曾署名‘击椎生’,则可视为实际被蔡锷本人否定了。”同时又以李文汉《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蔡锷有‘击椎生’这个别号或自号的记载,仅仅记“公讳锷,原名艮寅,字松坡”,就断言:“李文汉何以不在蔡锷年谱中记载他有“击椎生”这么个别号或自号?
是他孤陋寡闻,未下功夫搜集史料,或没有看到史料中有惠我春、郭燮熙这幅挽蔡锷联?我敢说,肯定不是”,并得出“李文汉就否定过惠我春、郭燮熙的说法”的结论。

末路几同吞炭者,成勋名却殊豫让,奈声归仙鹤,俾予辈齐泪倾昆海,心伤国士更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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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此挽联上联的首句是“少年别号击椎生”,下联的首句是“末路几同吞炭者”。
“吞炭”,指喉咙变哑失音。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卿智伯被赵襄子灭门。智伯死后无子嗣为其报仇,其家臣豫让便担负起了报仇大任。为了达到欲乘间刺杀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决定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1916年10月,时在日本治疗喉病的蔡锷在为汤觉顿等海珠事变烈士所题写的挽联中有“公等饮弹,我亦吞炭”之句,以“吞炭”自况。所以,惠、郭的挽联中“击椎生”、“吞炭者”都是指蔡锷,上、下联对仗十分严谨。此联也因此深受云南人民的重视和欢迎,不仅为云南国是报社1916年所编之《蔡黄追悼录》收入,而且还附录于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流传甚广。因此,击椎生是蔡锷别号一事就逐渐流传开来。

笔者认为,曾先生以《蔡松坡先生事略》和《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关于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的记载,就断言蔡锷和李文汉否定击椎生是蔡锷别号的观点,过于草率和武断,明显是对史料的误读,这里面有四错:

然而对于惠我春、郭燮熙挽联中所述击椎生是蔡锷别号这一重要史实,曾先生又是千方百计不予认账,先是在《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指责邓江祁所说的是孤证,不足为凭:

第一,从逻辑上讲,《蔡松坡先生事略》和《蔡公松坡年谱》中没有说蔡锷有击椎生的别号,并不等于蔡锷本人和李文汉就否定了击椎生是蔡锷的别号,没有说某件事和否定某件事不是同一概念,这二者之间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如果曾先生的以上逻辑能够成立,那么请问曾先生,李文汉在《蔡公松坡年谱》说了“劫火仙”是蔡锷的别号或笔名了吗?据笔者查考,李文汉对此只字未提吧。按照你曾先生的逻辑,这岂不就证明李文汉否定了劫火仙是蔡锷笔名?既然如此,你曾先生为何又公然在《蔡锷集》的前言中说:蔡锷“从梁启超的安排,先至《清议报》任编辑。他为该报新辟《瀛海纵谈》《译书附录》两个专栏,并亲任主笔,以劫火仙为笔名,先后发表了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呢?!为何又公然将劫火仙发表的40余篇时评、政论文章和长达6万余字的译著《支那现势论》收入《蔡锷集》呢?!

诚然,蔡锷逝世后,惠、郭二人的确题写过这样一幅挽联,其中也确有
“少年别号击椎生”一语;
“别号”一词的确也是一个人的名和字以外的称号;郭燮熙因1913年夏担任
《云南光复纪要》一书编纂的缘故,参加过经蔡锷授意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写作,对蔡锷的历史的确算是比较了解。但是,仅凭这幅挽联就能判定击椎生是蔡锷的笔名吗?当然不能。
(按:别号也是笔名,对于这个问题,本文将在后面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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