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way必威官网名人故事:鲁迅与丰子恺“撞车”

By admin in 产品中心 on 2019年3月1日

原标题:丰子恺的翻译人生

◎杜学峰

对于丰子恺先生,喜欢他漫画的人往往将其看成大画家,喜欢他散文的人则认为他是散文大家。其实,丰子恺天资聪慧,勤奋刻苦,精通英文、日文,53岁又开始学习俄语并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他一生出版绘画、教育、音乐、文学、翻译著作达160多部,是著作等身的多才多艺的大师。

《苦闷的象征》是日本学者厨川白村(1880—1923)的文艺理论著作,1924年2月在日本由改造社出版。该书的问世,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当时“苦闷文学”的一种理论总结。

与鲁迅同时翻译日文版 《苦闷的象征》

两个月后的4月8日,鲁迅买到日文版原著,9月22日着手翻译,10月10日译完,第一、第二部分于10月1日至31日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5年3月,作为《未名丛刊》之一出版。而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时候,丰子恺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由《上海时报》连载,1925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两位译者几乎同时翻译同一本日本文艺论著,并同时出版,这在当时的中国文化界颇为鲜见。

丰子恺先生的文学道路,是从翻译起步的。1921年冬,24岁的丰子恺在日本留学10个月后坐船回国。在漫长的海上旅途中,丰子恺开始翻译英日对照的屠格涅夫小说《初恋》。

当时,人们很是好奇,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中译本在翻译质量上,哪一本更好?丰子恺说:“他的理解和译笔远胜于我。”这当然是谦词。读者季小波(丰子恺的学生,与鲁迅也有交往)认为,丰子恺的译本“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采”,鲁迅的文章是大家手笔,但译文中有些句子长达百来字,佶屈聱牙。他为此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将厨川白村的原文及鲁译、丰译的同一节、同一句译文进行对照,在比较后指出:鲁迅在翻译上不如丰子恺。此外,信中还谈到直译、意译和林琴南文言文译的不足之处。几天后,季小波收到鲁迅长达3页的回信,表示同意季小波的看法,认为自己的译本不如丰子恺译的易读,还在信中幽默地说:“时下有用白话文重写文言文亦谓翻译,我的一些句子大概类似这种译法。”一番话,表现出鲁迅为人谦逊和坦诚的品质。

《初恋》于1931年才出版,比丰子恺1925年最早出版的《苦闷的象征》迟了6年,但他依然把《初恋》称为自己“文笔生涯的‘初恋’”。这部英汉对照的注释读物,在当时普及俄罗斯文学过程中,曾影响了一代文学爱好者。作家王西彦曾回忆自己
“对屠格涅夫作品的爱好,《初恋》的英汉对照本也未始不是渊源的一个方面”。

鲁迅和丰子恺的两个译本由两家出版社同时出版后,鲁迅嘱北新书局将他的译本推迟一段时间上市。个中道理很易理解,鲁迅当时已是成名的作家,丰子恺则刚走上文坛,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如果自己的译本先发行,必然影响丰子恺译本的销路。后来,丰子恺每每提及此事,总是由衷地称颂鲁迅先生对文学青年的关怀和爱护,并在很多文章中谈到这个细节,以感谢鲁迅对他在文学起步阶段的扶持。

由于丰子恺在日本10个月的苦学生涯,对日本民情风俗和日本文学有许多切身感受,因而他一见到日本优秀作品,便有译介到中国的冲动。丰子恺后来回忆当年在日本见到古本
《源氏物语》情景时说:“当时我曾经希望把它译成中国文,然而那时候我正热衷于美术、音乐,不能下此决心。”这是当时丰子恺的一个梦想,40多年后,这梦想变成现实。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由画家陶元庆陪同到上海景云里拜访鲁迅,谈到中译本《苦闷的象征》同时在中国出现时,他不无歉意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然而鲁迅却说:“哪里,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没什么关系的,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鲁迅认为,一部外国著作完全可以有几种不同的译本同时存在,以取此之长,补彼之短。鲁迅的这一态度不仅消除了丰子恺内心的顾虑,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而且传为一则文坛佳话。

丰子恺带着许多甘美回味从日本回国,不仅在归途中翻译了《初恋》,1925年
4月还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译著——《苦闷的象征》。这是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当时,鲁迅先生也已将《苦闷的象征》译毕。两种译本同时译出并分别在上海、北京的报刊上连载,又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1925年1月9日写给王铸的信中提到此书:“我翻译的时候,听说丰子恺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
‘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

1927年11月27日,丰子恺去内山书店拜访鲁迅先生,谈起翻译《苦闷的象征》时,曾抱歉地对鲁迅说:“早知道你在译,我就不会译了。”鲁迅也客气地说:“早知道你在译,我也不会译了。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在日本,一册书有五六种译本也不算多呢。”据说,当时年轻的丰子恺听了很是感动。

53岁学习俄文,几个月后翻译《猎人笔记》并出版

丰子恺的翻译,早期主要集中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除了《苦闷的象征》《初恋》,还有《自杀俱乐部》以及艺术教育类的教材性质的作品,如《艺术概论》《生活与音乐》等。另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这个时期是丰子恺翻译的黄金时期,生活相对安定,时间充裕,主要译作除了他钟爱的艺术教育类外,重点完成了《猎人笔记》《夏目漱石选集》《石川啄木小说集》《蒙古短篇小说集》《落洼物语》《肺腑之言》等,同时又完成了百万字的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上、中、下三册。这些译作成为丰子恺文学世界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丰子恺翻译成果之丰与他的苦学分不开。丰子恺到日本后,“白天在川端洋画学校读美术,晚上则苦攻日文和英文。他学日文,并不去专为中国人而设的学校,他嫌这些学校进度过缓,却去日本人办的英语学校,听日本老师用日语来讲解初等英语,从这些教授中去学习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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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岁那年,丰子恺重拾俄文学习,几个月后便能读托尔斯泰的俄文原著《战争与和平》,最后将30余万字的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译成中文出版。据他的女儿丰一吟撰写回忆,丰子恺学习一个外语单词,一般分四天学,第一天读
10次、第二天读
5次、第三天读5次、第四天读2次,合起来22次。在开始翻译时,丰子恺极为认真,力求每个词字句都能做到信、雅、达,所以丰一吟在与他合译时,常常发现“父亲仰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十一层楼的洋房发呆的时候,十有八九是为了想形容词的译法”。也正因此,今天读丰子恺的译作,仍能感到他笔下的译文文笔流畅、辞章丰富、文采斐然。

弥足珍贵的《丰子恺译文集》

betway必威官网,共 18卷
500多万字的《丰子恺译文集》弥足珍贵。除了《源氏物语》《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等多卷本大部头,还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子恺发表在一些报刊杂志上的翻译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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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译文集》值得关注的,是收入了丰子恺当年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但从未出版过的日本著名作家中野重治和大仓登代治的长篇、中篇小说。其中,《肺腑之言》是中野重治的自传体长篇小说,《派出所面前》是他的短篇小说;《美国猎》是日本作家大仓登代治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丰子恺在上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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