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智理论的神话:betway必威官网你真的可以猜透别人的心思吗?

By admin in 产品中心 on 2019年2月13日

原标题:心智理论的神话:你真的可以猜透别人的心思吗?

01 大脑如何产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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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不清了

连专家都无法预测暴力犯罪或自杀,我们却以为自己能看透他人的想法——扯淡吧。

02能动性、意志与意图

ROBERT BURTON

03 因果关系

封面:Owen Gent

04 直觉推理

“我不懂你觉得我在说什么。”

05 逻辑推理

(一对夫妻在争吵,于小餐馆无意中听见。)

06 元认知

一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后,行凶者的邻居震惊不已,告诉记者“他是个善良、和气的人”。然而,他的老同学和同事却将他比作一颗定时炸弹。一些社评者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在推特上连珠炮般的攻讦,彰显了他无底线的自恋、早期痴呆症、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鬼胎,以及一个恶霸父亲的形象——也有人说,他只是怀抱着复兴美国的一片赤忱之心。

07 个体心智与群体思维


对于任何人类行为,我们都能提出半打看似常识性的解释。当然,这都基于一个潜在的假设:我们能够比较精确地了解别人在想什么。我们明白他人拥有独立心智,并且明白他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向或许与我们的不同——这就是心理学家口中的“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以下简称
ToM)——人们通常认为这是一种人类独有的卓越认知技能

08 镜像神经元是洞悉心智的圣杯吗

理所当然,我们有一套关于他人心智的民间心理学理论。我们天生就是性格分析师和行为警察,我们会爱慕,也会憎恶。我们与所见略同之人为伍,并向持异见者大加挞伐。“读心”是我们社会的黏合剂,几乎引导着一切日常人际交往。某个疑似持枪者是否可能施暴?某个精神病人有没有自杀倾向?总统候选人是否在撒谎?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出这些判断,都受益于我们对他人心智的理解。

镜像神经元:

举例来说,每当我用手敲打键盘输入文字时,我大脑某块特定的区域会被激活,这块区域很可能就是负责手指运动或者语言的区域。
但是该区域被激活的情况不仅限于我真的在打字的时候,我光是想象我自己如何用手敲打键盘输入文字而不用真的去这样做,这块区域同样能够被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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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神经科学能预测未来吗

—Unsplash

10 神经科学能证实意识的存在吗

当然,民主之命运也决定于我们对各种思维模式的包容能力——然而,合理的公众话语几乎无处寻觅,可见这种包容属于小概率事件。一旦遭遇观点与自己相左的人,我们就指控他们有性格缺陷、受教育水平低下、被文化洗脑,或是犯下了潜意识偏见等一系列论证错误,我们说他们“只要不……,就能明白了”。然而,存在一种想来令人不寒而栗,但更为基础的可能性:会不会,我们压根没有精准解读他人心智的能力?

意识水平:

昏迷:对外界刺激毫无反应
持续性植物状态:有自发或刺激引发的唤起,比如有明确的睡眠和清醒周期
最小意识状态:能根据命令做出行动
**闭锁综合征:意识完整,但是运动功能受损,无法做出反应

“他人即地狱。”——你的大脑如是说

一个或许能证明植物人有意识的实验

病人X车祸后一直处于植物人状态,某神经科学家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对她做了一个实验。命令她想象打网球、在家中穿梭,磁共振成像显示X的大脑对应运动和空间的区域分别被激活,证明X能够遵从命令进行思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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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遵从命令做出行动就代表有意识了吗?

举例来说,在某个宴会上,周围环境非常嘈杂,到处都是谈话声,你和朋友专心交谈的时候会自动忽略这些背景噪音,仿佛其他人的声音你都听不见了。但是如果远处忽然有人喊了你的名字,你的注意力会立刻被吸引过去。周围人的谈话声音进入了你的潜意识中进行处理,但它并没有上升到你的意识中。你对别人呼喊你的名字做出反应,这一过程并不是你的意识有意为之的,这都是潜意识的产物。同样的,病人X能听懂命令做出相应的动作,也并不一定代表这是她意识的产物,很有可能这也是潜意识的作用。

ROBERT SAPOLSKY

对外界做出的反应可能都是低层次的无意识活动

对一个因为脑损伤陷入植物人状态的病人,妈妈在旁边读故事时大脑的语言区域会被激活,别人喊他的名字他的大脑也会有反应。甚至能更进一步,如果翻译理解语言含义的大脑皮层区域也功能完好,这个区域也会被激活,但这很可能都是无意识中对信息进行的加工过程,这些都是低层次的精神活动,意识的层级在此之上。然而对于究竟到哪个层级意识才会显现,我们并不知道。

你的大脑为什么讨厌其他人?

betway必威官网,心理打字机

打网球触发的运动区域和在家中传送的空间区域相隔很远,所以很容易鉴别进行这两种精神活动的磁共振成像图片。继续以病人X为例,如果以想象打网球代表是,以在家中穿行代表否,那么她就可以通过想象这两种不同的事物,对外界的信息做出回应。令人惊喜的是,X能够回答6个问题中的5个,这代表着她很可能具有意识。

首先,让我们假设一种不可能的情境——假设我们能跳出自己的思维,以上帝视角看看ToM可能是怎么回事。在一项实验中,心理学家给一个儿童看两只手偶,提着篮子的是萨利,拿着盒子的是安妮。萨利在篮子里放了颗弹珠,离开了房间。当萨利不在的时候,安妮把弹珠从篮子里拿出来,藏在了自己的盒子里。最后,萨利回到房间。心理学家问儿童:萨利会在哪里找那颗弹珠?绝大多数儿童到了四岁左右,都能意识到萨利会在篮子里找(她最后一次看到弹珠的地方),而不会想到打开安妮的盒子。除了神经发育异常者(比如自闭症患儿),几乎所有儿童都通过了各种换汤不换药的萨利-安妮测试。认知心理学家经常引述这些实验,认为它们是人类能够知晓他人内心的确凿证据。

伦理问题

为植物人维持生命需要耗费巨大的医疗资源和经济代价,同时病人似乎也活得没有尊严。所以有些病人的家属会终止病人的生命维持装置,结束他的生命,但这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病人没有意识,并且也不太有可能恢复意识。
心理打字机的出现很可能会让过去一部分被认为没有意识的病人获得截然相反的诊断结果,这对于那些已经把生命维持装置撤走的家属来说会是一个沉重的问题。

然而只看表象可不行,我们还需要知道大脑是如何完成这一“壮举”的?近年来,神经科学家们提出了不少有趣的理论。1992年,意大利神经科学家吉亚科莫·里佐拉蒂(Giacomo
Rizzolatti)及同僚描述了第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神经机制。他们发现当恒河猕猴寻找花生等食物时,前额叶运动皮质中的特定细胞会放电;有趣的是,如果猕猴看到研究人员伸手拿花生,这些细胞也会放电——只要猕猴相信这是个有意为之的姿势,而且研究者打算吃这颗花生。由于发起某个动作和观察这个动作都伴随着这些神经元的放电行为,这些神经元被称为“镜像神经元”,而它们组成的网络则称为“镜像神经系统”。

11 神经科学能解剖我们的思维吗

因为猕猴可以分辨研究者的动作是为了吃花生还是随便玩玩,研究者推测镜像神经系统能够探测到意向(intention)——也就是说,猕猴也许拥有ToM。在这一发现后的十年间,许多人大肆宣称镜像神经元是共情、复杂社会互动、语言演化以及现代人类独有的文化发展的神经基础。行为神经病学家维兰努亚·拉马钱德兰(V.
S. Ramachandran)甚至断言:镜像神经元“之于心理学,等同于 DNA
之于生物学……这些神经元能为我们理解人类心智诸多神秘之处提供根柢,比如读心术般的共情、模仿学习,甚至语言演化。”

颅相学

颅相学是一个已经被摒弃的理论,它把大脑解剖结构和人的行为倾向、性格、智力等种种特质联系起来,并声称这是一种因果关系。于是乎要判断一个人聪不聪明,会不会犯罪,只要通过研究他的大脑结构就可以知道得一清二楚。
但这是不正确的,先天的遗传和生理因素固然对一个人影响重大,但是后天的环境和学习同样不可忽视。我不否认一个人的特质和他的大脑结构有一定相关性,但对其是否为因果关系保持怀疑。颅相学错就错在忽视人的复杂性,简单地把所有结果归因于先天因素。

终于,许多头脑清醒的人不再沉默,那些夸大其词的因果判断也被怀疑主义者揭穿了。UCLA
的神经科学家马科·亚科波尼(Marco
Iacoboni)是镜像神经研究的先驱,他说这一系统只能在辨识简单意向与动作的基础层级上运作。我们在玩扑克牌豪赌时就常常干这种事:你正打算下注时,发现左手边的玩家做了一个准备把一叠筹码全押上的动作。这个动作也许是为了把你的注意力从游戏的其他方面引开;也许他想要保护你右手边的玩家——他的卧底拍档;也有可能他正假装“露底”,引诱你在下一轮落入圈套。各种各样的心理状态都可以导致相同的肢体动作。而你只知道对手即将向前推一叠筹码,这个动作没有昭示任何背后的目的。

大脑区域变大又缩小

在人学习一项新技能的时候,相对应的大脑区域体积会变大。但是等到这个人完全掌握这项技能之后的一段时间,这块脑区又会恢复原来的大小。
有一种解释是这样的,在学习新技能的时候,大脑神经元会新建大量的连接,其中一些连接是有用的,它们记录了使用这种技能的方法;还有一些其实是无用的,它们是你试错产生的连接。在习得技能之后,大脑会修剪掉这些多余的连接。

同理心、音乐和镜像神经元的交织

人类链接组项目

MIT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资金进行人类连接组项目,试图把一个人大脑的所有神经元及其连接关系保存下来,以此了解并保存人的意识
先不说在技术上能否实现(目前为止并且在将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完全做不到的),光是记录下系统中每个部件的状态就能复原日是系统原来的样子吗?
作为一个整体论者,我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人的意识是涌现出来的,它并单独地记录在某个或全体的神经元之中。举例来说,光是研究蝗虫个体永远也不会了解蝗虫为什么会成果群结队地吞噬一切;研究蜜蜂个体也不能了解蜂群如何筑巢;研究音响的电路图也不能知道这个音响的音色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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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神经科学能解释善恶之源吗

CHRISTOPHER BERGLAND

自由意志:

我们的感觉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按照一时的兴致采取行动;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所有的行动之前都有一个引起该行为的生理原因。
自由意志这个说法都是多余的,除了这种意志以外还有其他类型的意志吗?

听Marco Iacoboni分享他对镜像研究的见解。

道德源自情感

我们并不存在道德感这种感觉,拥有的只是对别人的愧疚之类的情感。事后推理不是为了找出正确的观点,而是为了使我们的行动显得合理,以便说服他人还有自己。
精神病人、反社会犯罪者,并非没有道德观念,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只是不在乎罢了。他们很可能是加工情感的脑区有损伤,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产生愧疚感和负罪感。

科学家们并没有认输,他们还在努力尝试证明ToM的存在。随着镜像神经元理论的崩溃,其他一些脑区成为了ToM的候选接班人。在2009年一场风靡一时的TED讲座中,MIT的认知科学家瑞贝卡·萨克斯(Rebecca
Saxe)主张右颞顶接点(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这一在右耳后面的脑区——“几乎是彻底专门化的。除了思考别人的想法,它几乎什么都不干。我们成年人对他人的想法和判断有所差异,原因就在于这一脑区不同。”

测量基线

如果产生愧疚感时大脑相应区域会被激活,那么是否就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识别你的过错或犯罪有意还是无意?
当一件事渐渐成为习惯的时候,它对大脑的激活程度会渐渐下降。试想一下,刚开始学弹钢琴的时候你需要全神贯注的思考手指的动作,你相应的大脑区域会被强烈地激活。后来你渐渐熟练,弹奏同样的曲子已经不需要耗费太多力气(心智上的力气),甚至可以一边弹走一边思考等下约会去哪里,这些区域的激活程度明显下降了。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大脑修剪掉了那些在学习过程中建立的不必要的连接。

视频 **| VIDEO

性格与环境

性格并非决定行为的唯一因素,你肯定见过或听过某个人做出了不像他做的事,这样就说明他的性格发生了改变吗?另一个影响行为的重要因素是环境,物理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
性格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们借助它批判更过去的行为,也借助它预测未来的行为。在心智中构建关于自我的模型,然后为它添加上性格这一属性,以后就可以按照这个模型来处理事情。尼采曾说:“积极成功的性格不是根据你所知的格言来发挥作用,而是好像在它们面前徘徊着一条法令:想要成为某个自我,你便会成为那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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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力并非智慧

通过智力测试来判断一个人有多聪明,是一种非常片面的做法。即使是最全面的智力测试也不过包含了有限的几类任务,而对于幽默、共情、正义感、公平感这样的特质完全不考略。

可是,我们知道右颞顶接点还负责即时协调感觉输入,以维持自我处于环境中的身体感觉的稳定。我们可以借助经颅磁刺激(TMS)干扰右颞顶接点工作,制造出经典的离体体验(out-of-body
experiences)。在右颞顶接点,由于中风或脑部肿瘤造成的损伤,可能导致自我感觉紊乱,病人甚至无法意识到自己已经瘫痪。即便如此,芝加哥大学的认知科学家让·德塞提(Jean
Decety)还是认为,正常运作的右颞顶接点,对于我们区分自我和他人是必不可少的

无意识的故意

举例而言,我正在写我的第一部小说,我试着构思一个超精彩的开头,但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就先把这事情搁置了。写小说这件事就从意识转移到了潜意识中,在潜意识中我会继续构思这部小说。直到有一天我灵光乍现,我突然相处了一个绝妙的开头。
写小说这件事毫无疑问是故意的,我有这个意图,但它却发生在我的意识之外。
我们总会倾向于给无意犯下过错的人更多宽容,对有意犯错的人严加惩处。现在有意无意有了双重含意,其一是意识/潜意识,其二是故意/非故意。界定犯错之人的意图会更加复杂和困难。

这似乎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循环:我们既要求这块脑区生成一个连续的自我感觉,又同时要它摆脱这个参照系,以全新的、不带偏见的视角理解他人的想法。这不相当于既要马儿跑,又不让吃草,将基础生物学定律置之不顾吗?

13 不会讲故事的科学家不是好的神经科学家

尽管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神经科学解释各有缺陷,人们依旧一厢情愿地相信我们能够观人如见肺肝。在萨克斯的TED演讲中,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知晓别人的想法?”为了阐明这个问题,她展示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母亲注视着小孩,另一张是少年从高崖跳进海中。“这只是陌生人一瞬间的影像,而你几乎不需要什么信息,就能猜测到照片中的女人和少年在想什么。”

数据是真的,结论是故事

神经科学不像物理、化学那样,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客观事实。
神经科学研究获得的数据是真实的,但对于数据的解读以及由此推出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会受到研究者偏见的影响。哪里是真实的数据,哪里是研究者讲述的故事,很难明确地分辨。所以不应该把个人的观点作为一种科学事实来宣称,那只是一种未经充分检验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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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lash

我从那个母亲的脸上看到了爱混合着畏惧。然而,稍稍反省后,我发现自己只是把对人类普遍情况的一些假设强加给了她的脑子。她是否也在担心丈夫会因她一心宠溺孩子而倍感冷落?是否正苦恼着什么时候给孩子报名幼儿园?或者,她会不会正努力把无条件的爱意封存在记忆中,因为她料想等孩子长成叛逆少年,这种爱会四处碰壁?——这些我都无从知晓。依赖于那些关于人类本性的,或先天或获得的信念,我能够在最普遍一般的层面上想象她的心智,却不知道任何属于她的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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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splash

至于那张男孩从悬崖上跳下去的照片,问题就更大了。因为我不了解什么关于跳崖者心理状态的神经科学文献,就用类似的研究替代举例吧:有一项研究的对象是举世无双的无保护攀岩运动员亚力克斯·杭诺尔德(Alex
Honnold)。你可以看一下杭诺尔德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径直攀上垂直于地面、高达900米高的约塞密提峰的视频——没错,没有绳子、保护网或挽具。然后思考:当杭诺尔德俯视脚下几百米的优胜美地山谷时,他感到的是极度的焦虑与恐惧,还是只有些许?还是压根没有?顺便扪心自问:你对自己的答案有多大把握?你又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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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力克斯·杭诺尔德(Alex Honnold)

2016年,南卡罗来纳医科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简·约瑟夫(Jane
Joseph)将杭诺尔德的大脑与另一位攀岩老手的大脑进行了比较。简向两人连续展示了200张理应唤起极度紧张感的照片,包括恶心的烧伤、不成人形的尸体和被碾成肉饼的交通事故遇难者,并用
fMRI
扫描他们的大脑。那位攀岩老手作为对照组,他的杏仁核(当人们感到害怕、惊恐或焦躁时,该脑区神经元便会放电)进入了高度活跃状态。然而,简告诉《鹦鹉螺》(Nautilus)杂志,杭诺尔德的杏仁核静如止水。当被问到那些照片时,杭诺尔德一副疑惑的样子。“我不能确定,但我感觉就好像……无所谓啦。”甚至那些“恶心的烧焦的小孩子之类的”照片,在他看来都有些过时和无聊。“就像在参观猎奇博物馆。”

试图想象你从未体验过的心理状态,就像是试图想象你从未体验过的性高潮是什么感觉。

约瑟夫认为杭诺尔德的fMRI显示,他缺少正常的初级威胁响应(primary
threat
response),就好像他的恐惧开关被关掉了
。即便如此,杭诺尔德并不觉得自己是无所畏惧的。他回忆起了一些可以用“可怕”来形容的事件,一些与攀岩有关,另一些与之无关。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二重困难——将语言叠加到心理状态之上。杭诺尔德是个很有职业素养的运动员,攀岩之前会非常仔细地研究路线。他早就认识到,摔下去就是死亡,而且他说这种可能性很可怕。我们无法判断这是一种对危险的认知性理解,还只是一种感受到的情绪。鉴于亚力克斯的杏仁核在实验中没有放电,他口中的“可怕”应该与我们站在高楼外面的窗檐上时(更别说攀登悬崖了)感到的恐惧迥然不同。思考杭诺尔德做无保护攀岩时可能有何感受,让我联想到哲学家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做一只蝙蝠是怎样的感觉?”

我并不是在说,我们对他人脑子里的事情一无所知。大脑的模式辨识能力一流;我们一贯能够正确地预测到别人在葬礼上会感到悲伤,在小孩的一岁生日派对上会心情愉快,还有在高速公路上被加塞时会怒从中来。我们预测的成功率非常高,以至于我们对“他人一般与我们感受相同”深信不疑。不信你看看TED演讲的那些观众,当屏幕上放出男孩跳崖的照片时他们呲牙蹙眉的模样,就好像站在悬崖上的是他们自己似的。可是,如果那个男孩和杭诺尔德一样拥有一个沉默的杏仁核,人们的感觉就大错特错了。问题就在于,的确存在这么一堵无法逾越的墙,横亘在我们的想象与从未亲身体验过的心理状态之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从未达到过性高潮,你想象得出是什么感觉吗?)

当然,也可能是我彻头彻尾地错了,我的理论反驳冤枉了ToM。也许日常生活中可以证明ToM的中心论点(我们能够知晓别人的信念、欲望和意向)的实例俯拾皆是。

那么,让我们从ToM最简单的实验研究方法开始——测谎。假如我们擅长“读心”,那一定可以充当测谎仪吧。然而,2006年《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的一篇评述称,被试志愿者观察一位演员并判断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正确率只有54%,跟瞎猜差不多。虽然人们想尽办法提升测谎水平,十年后,《心理学观察》(Monitor
on
Psychology)报道称,“人们侦测谎言的准确率并不高于随机(抛硬币),且这一发现是普世性的,无论是学生、心理学家、法官、面试官还是执法人员,都不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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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似乎是不行了,要不再试试预测暴力行为?看看我们这次表现如何:1984年,《美国精神病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报道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在预测暴力这方面被严重过誉了。即使是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对象已经不止一次展露了暴力倾向,并且经过长时间的跨学科综合评估——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预测暴力行为的成功率似乎还不到三分之一。不过,文章也说了,新的预测方法或许可以帮他们挽回颜面。

事实证明:他们想多了。三十年后,《英国医疗学报》(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的一篇评论文章总结道:“经过三十年的发展,我们能预测暴力、性侵害与其他犯罪风险这一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依旧是没有证据支持的。”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D·哈特(Stephen
D
Hart)参与开发了一项广泛使用的暴力风险评估工具,可他同样持悲观态度。“在辨认潜在的校园枪击犯或大规模凶杀犯这方面,目前并没有特别有效的方式。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不根之论,而预测暴力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预测自杀呢?也一样。近期的两篇元分析文献称:“在过去的40年间,自杀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并无提高。”英国国家健康护理研究所建议,不应该使用“以得出粗略的自杀风险水平指标为目的的评估工具或量表”。

好的理论必须是能够预测将来的。或早或晚,它们都需要证据支持。如果专家都没法告诉我们谁会施暴、自杀或撒谎,我们难道不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ToM理论吗?它是否在本质和应用方面都存在局限?

也难怪Facebook引入了专门的AI系统来侦测高自杀风险用户。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镜像神经元的争议,以强调存在一些看起来像高阶功能的低阶大脑活动——但只是看起来像而已。我不免怀疑,萨利-安妮等ToM实验也戴着类似的假面。我们当然知道别人拥有心智、欲望和意向,而且或许与我们自己的不同。然而,所谓“设身处地”与真正地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其实是两码事。或许我可以穿上杭诺尔德的登山靴,但我没法爬到他的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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